1958年12月的黄浦江畔，北风又冷又硬，王范顶着风走进七一公社的大队部。他的中山装还算挺括，可袖口的检察长袖章早已摘掉，新的职务是“工业副部长”，行政十级降到二十级。看公文的人说不出一句安慰，干巴巴地宣布完决定就散了。谁都清楚，这位曾在上海滩威名不小的“红色包打听”，此刻已成体制的最底层。
年纪稍大的上海职工记得他当检察长时的脾气——卷宗不到位，他扔钢笔；办案粗糙，他拍桌子。可王范常念叨一句话：“可抓可不抓的，不抓。”这句后来被硬扣上一顶“右倾”帽子。随着“大跃进”火烧眉毛，他终于等来噩耗：组织将功勋与“问题”一并处理，先割职务，再割名声。
消息传进北京，毛主席在一次简短接见里盯着王范看了几秒，叹了口气：“老王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”王范站得笔直，脸色却苍白，回答得只有五个字：“服从组织决定。”陈毅在旁边插句玩笑：“他是上海最会打听的人，把他丢到田里挑粪，亏了。”主席笑了几声，交代改善安排，可风向没有真正转过来。王范被调去闵行，当了个区长，仍旧级别低、权责轻。
到了1961年，三年困难刚过，王范的部下悄悄劝他“写份申诉”。他摇头：“熬一熬，说不定过阵子就好了。”他不善文饰，更不擅自我辩护。对敌斗争时，他敢深夜踹开土匪窝；对待组织，他始终只会一个姿势——立正。
进入1966年，狂飙骤起。南京体育学院的批斗场灯火通明，王范跪在碎玻璃上，胸前挂着“叛徒特务”的木牌。一个年轻人猛地扯下他灰发杂乱的帽子，大声喝问：“王范，你到底是哪一路货？”他抬起头，鼻尖被血糊住，声音却不高：“我是共产党员。”那晚的批斗持续六小时，腰椎受过旧伤的他几乎没法站起。但更尖锐的，是给他冠上的“潜伏特务”新罪名——连根拔起的身份否定。
取保候审后，他想去北京再次求见，可城门口尽是红袖章。有人拦住他，甚至不许他靠近。无计可施，1967年1月初，他返回南京，独自躲进一栋老旧筒子楼。三天后，他写下三封信：一封留给妻子，一封准备寄中南海，还有一封“交代材料”针锋相对。字里行间全是硬笔瘦劲，“我跟党走了四十一年，无愧于人民”，那行字被他反复加粗，像是最后一次吼叫。
夜深，妻子敲门，他没开。门缝里只传来一句：“孩子托你了，好好读书。”凌晨过后，一声闷响划破走廊。王范以一颗手枪子弹结束人生，年六十二。
绝命书很短，两百多字，现在在南京市档案馆的恒温柜里。纸发黄，墨仍黑。未寄出的信封上写着“机密，亲启”，收信人一栏却空着——他不知道还能写谁的名字，也许仍想写“毛泽东”三个字，却又怕信件被截，干脆留白。
1978年春，江苏省委开追悼会时，许多老公安、老检察官自发赶来，队伍在雨中排了几百米。悼词里虽有“犯过严重政治错误”的字眼，但“襟怀坦白、刚直不阿”同样醒目。再往后，1983年中央组织部完全推翻旧案，才给出新评价：“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信息从北京电传到地方，熟悉王范的人没有叫好，只是默默擦眼镜。折腾这么多年，一个“忠诚”二字，本应早已盖章。
有意思的是，审查材料里保留了1930年代他在英租界潜伏的片段：制服口袋夹着情报，弄堂口卖茶叶蛋的师傅当交通员。叛徒被抓那夜，陈赓戏言“红色包打听”，这绰号后来流传军中。对照批斗会那块写着“潜伏特务”的木牌，用词几乎一样，却一个是褒，一个是诬。历史的讽刺，令人哑口。
王范离世第五年，上海七一公社改制，档案室清点旧卷宗，在尘封抽屉里发现他当年批红的检控意见。有批示写着：“证据不足，暂不捕。”落款工整，日期1957年。若细问原因，不过是他想给普通工人留条生路。谁料这一缕善意竟成日后帽子的种子。
岁月往前推，青年时期的他练拳、扛渔网，靠臂力扛百斤渔获；秘密会议时，他用土布衣扣住勃朗宁枪。牢狱五年，他跟陶铸在水井边磨镣铐；雪域侦察，他蹲到腿麻只为抓一条暗线。四十多年党龄，风口浪尖走一路，回头才发现，真正把他打倒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政治漩涡中的标签。
有人问，当年若申诉是否能改命？答案永远无法验证。但从那封绝命书能读出，他最痛的并非昏暗牢房，而是信仰被污名。枪声响起一瞬，所有委屈戛然而止。
如今再翻公安史料，王范的名字与他的同僚列在一页。档案页脚标注：牺牲，方式——“自裁”。这两个字墨迹最重，好像怕人看不清。可在不少老同志心里，他早算烈士，因为他没有背叛过任何暗号，也没有出卖过一条情报。他只是被时代扯断了最后的生路，然后用一颗子弹守住最后的辩白。
历史账簿里，一些数字可以修改，评价可以推翻，唯独那夜的枪火声改不了。王范的故事，就留在1958年至1967年那段灰色轴线上，提醒后人：忠诚有时不够响亮，需要被一再确认；而误判往往只要一纸文件，就能摧毁一个老党员的全部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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